男子捐器官救6人 因死亡时间超出48小时无法认定工伤

事发近5年，官司打了一次又一次，张克明的死亡工伤认定还是没有成功。 妻子周银秀无法接受这个结果——丈夫勤劳、能吃苦，生命最后捐出的器官还救了6个人，如今却因死亡时间超出法定的“48小时”，难以被认定为工伤。 我国《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张克明倒在了工作途中，但死亡时间正好超出了“48小时”。

▲张克明的工牌

工伤认定的“48小时之争”其实由来已久，在实践中也常引发伦理和执行争议。伦理之外，医学技术日益进步的当下，“48小时”的设定能否被打破？有无更优解？

男子倒在送货途中

周银秀与丈夫张克明是江西人，已在深圳打工多年。

2019年，46岁的张克明成为一名超市配送员，通过劳务外包公司广东胜通和公司派遣至深圳虹桥物流公司做工。没有底薪，按件计酬。送货的区域是龙东区域，这里民房多，没有电梯，有时他需要带着货物爬楼。

同事罗先生印象里，张克明年龄大、肯吃苦、家庭条件一般。出事时（2021年7月18日）正处深圳的酷热季节。

当天，张克明扛着近28公斤货物从一楼爬步梯至八楼。返程途中，在距超市不到一公里的路口倒地，抽搐、尿失禁、意识全无……

▲张克明晕倒的地方

据现场同事事后向周银秀回忆，张克明倒地前曾对路人说“头有点晕，想歇一下”，没想到这一坐，人就再也没起来。

路人拨打120后，他被送往龙岗中心医院。出勤记录显示，在倒地前，他已连续30天没有休息，从早8点到21点半。

医院就诊记录显示，入院时，其双侧瞳孔缩小，对光反射迟钝，诊断为脑出血、极高危高血压等。紧急手术后，其瞳孔持续散大，对光反射消失。临床上，这通常是判定脑死亡的佐证之一。

医生告知周银秀，病人深度昏迷，无自主呼吸，对强刺激无反应，脑死亡成立。此时，距张克明入院不足24小时。

周银秀希望医院能出具脑死亡判定书。但医生称医院无判定资质，而若贸然带人离院判定，风险又太大。最终，张克明被留在ICU，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体征。

几天后，在医生建议下，她同意将丈夫转至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进行器官捐献，该院具备脑死亡判定资质，张克明才被判定为脑死亡。

▲张克明的出院记录，显示他入院后病情恶化的情况

2021年8月2日，器官捐献手术结束，张克明的呼吸机被撤下，宣告临床死亡。他的捐献器官为6个陌生人带去了生命的希望。

奔走5年未获工伤认定

张克明参保了工伤保险。周银秀认为丈夫在工作岗位发病身亡，应认定或视同为工伤。

这对周银秀来说至关重要，如获认定则可获百万元以上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对上有70多岁母亲，下有两个孩子的家庭而言，是一个重要保障。

但她的申请未被通过。深圳市人社局不予认定的理由是，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张克明死亡时间是8月2日，距事发的7月18日已远超48小时，不符合“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视同工伤”的规定。

周银秀不认可，先后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历经盐田区法院一审、深圳中院二审，她都败诉了，向广东省高院申请再审，也被裁定驳回。

▲法院判决文书

诉讼中，周银秀认为，丈夫在七月的高温天气中持续工作，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摔倒导致脑出血而亡，是工作原因导致，应直接被认定为工伤。即便不能，也应视同工伤。

对此，深圳市人社局认为，张克明在事发当天并无明显外伤，也无证据证明其受到外来事故伤害，其死亡的原因是脑出血并入脑室，不符合“应当认定为工伤”的规定。法院也认为，张克明的死亡是自身疾病导致，并非事故伤害。

对于是否应“视同工伤”，法院认为，张克明的初诊时间是7月18日，临床死亡是8月2日。不管是期间深圳市三医院判定为脑死亡的时间还是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都已超出“48小时”之限。

法院同时称，我国尚未将脑死亡作为法定死亡标准，且虽然医院根据张克明的临床状态判定为脑死亡，但龙岗中心医院并无判定脑死亡的资质。

“48小时死亡”之争

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48小时”的规定，在实践中常引发伦理争议。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指出，这可能导致单位“拼命救死人”以拖延时间，而家属则“拼命埋活人”以赶上认定时限。

类似案例早已出现。2012年，建筑工人尹广安工作中突发脑溢血，公司要求全力维持生命以超过48小时，家属得知时限后则要求撤掉呼吸机让其自然死亡。亦有成都医生透露，某公司在抢救时非常热切，“让家属不用担心医疗费”，而一旦越过48小时便未再理会，家属最终未能认定工伤。

为何设定“48小时”？

黄乐平解释，2004年的《工伤保险条例》为简化操作、扩大保障，取消了对疾病与工作关联性的严格要求，转而以48小时为界。

人社部曾表示，工伤保险保障的主体是“因工作受到事故伤害”和“患职业病”的职工，与工作相关是关键性因素。而“48小时”规定主要考虑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存在与工作劳累、紧张等因素有关的可能，实质上是将保障范围扩大到了其他情形，更大限度地保障职工的权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立法原则。

然而，刚性的时间截点也带来了新的争议。近年来，因抢救超过48小时死亡的工伤申请纷争时有发生，修改、调整的呼吁不断。此前已有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建议，让条款应更人性化、更贴近实际。

2025年，全国人大代表种衍民建议逐步扩大认定工伤的时间范围，建议延长至120小时甚至更长，给在工作中因疾病突发而生命垂危的劳动者更充裕的抢救时间。全国人大代表秦福荣则早在2014年提出，建议删除时间限制。

黄乐平也主张不局限于48小时，而是扩大到治疗无效死亡的期间，将“过劳死”“过劳伤”纳入到工伤保险中，扩大认定范围。扩大范围后，要对认定设定严苛的条件，明确过劳的标准，如有加班、连续工作多长时间没有休假等。此外，他还建议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职工死亡后赔偿差距过大的问题，视情况给予不同比例赔偿，从而减小矛盾。

能否将“脑死亡”纳入认定？

四川省人民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薛瑾介绍，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已可通过设备长时间维持生命体征，这使得“临床死亡”时间被人为推迟，但如果患者已被判定为脑死亡，则100%没有生还可能。他们也一直在推动脑死亡认定。

那在工伤认定“48小时”中能否增加“脑死亡”呢？

红星新闻记者梳理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已有案例。2021年5月，最高检发布的工伤抗诉案例中，广西职工梁某某在工作返回途中发病，一天后自主呼吸丧失，靠设备维持10日后死亡。在申请工伤认定时，被人社部门以超过48小时死亡不予认定。案件同样在经历一审、二审、再审后依旧维持不予认定的结论。

检察机关则认为，在法律对死亡认定标准没有明确规定情况下，应从有利于保护职工的立场予以解释，认定梁某某视同工伤。最终梁某某被认定为工伤。

但正如周银秀遇到的困局一样，目前我国对脑死亡的判定还存在人员不足、覆盖面不广的困境。

中华医学杂志刊发的《中国脑死亡判定现状与推进》指出，与心脏死亡相比，脑死亡过程更加复杂、判定专业性更强。我国规范化脑死亡判定起步较晚，独立立法尚未建立，公众认知与专业培训均不足。全国只有近百家医院（2013年—2020年）实现了规范化脑死亡判定。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22年，全国脑死亡判定培训合格的专业人员仅4273人，与全国执业医师超508万人相去甚远。

▲龙岗医院回复称对张克明的诊断只是临床状态的描述，最终应由有资质的机构判定

以四川为例，全省能做脑死亡判定的医院只有个位数，比较成熟的仅有四川省人民医院以及华西医院。此外，从业者介绍，相关专业培训也少，且培训名额紧张，“一年只有几十个名额”，要普及到全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薛瑾认为，配套制度也需跟上，下一步需要解决的是扩增规范化脑死亡判定医院体量。

西南某地负责处理工伤认定的负责人表示，当前突发疾病死亡的情形逐年渐增，相关工伤认定争议预计也将进一步上升，目前各地的复议机构、法院等对政策的掌握不够，如不尽快形成共识，将带来更多执行偏差。同时他认为，全社会应加强伦理道德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抢救，应更多听从专业医生的建议，而不是掺杂其他因素。”

该负责人表示，也可以给一线医生做工伤保险宣传，让家属在混乱的情况下，通过医生来传达政策，让其权衡，防止更多有关“48小时”的争议出现。

2026年1月4日，周银秀再次向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提交材料，希望启动院长发现再审程序，再审案件。

红星新闻记者 章玲

编辑 欧鹏